全国人大代表马振川日前建言修改《警察法》。他认为，警察法授予警察使用武器的权利要明确具体，不能在法里面提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因为法要大过规定。

　　开枪还是不开枪，对一线警员来说，一旦遇上特定情境就必须及时作出选择。开枪得当，将有效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开枪不当，也可能对无辜民众造成伤害。近年来，媒体对警察应开枪而未开枪的指责有之，对警察不应开枪而开枪的质疑也有之。究竟哪些情形下可使用武器，的确需要一个具体而明晰的标准。

　　查阅《警察法》，与之相关联的主要内容在第十条，“在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这里虽然对可以开枪的“紧急情况”进行了列举，但仍不够具体和全面。后面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也语焉不详。从文义上看，此条款确有改进的空间。

　　法当然大过规定。《警察法》之所以要在警察开枪的依据上，叠加“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显然不是认为“规定比法大”，这更像是一个立法技术安排。因为警察可以开枪的情形是无法穷尽列举的，让“有关规定”在法律的原则性规定之下，进行具体细化，一方面有助于发挥警察部门在行政立法中的主导地位，使规定更合乎警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克服成文法为照顾普遍适用性而不得不总是表述得过于抽象与原则。

　　目前对警察可以开枪作出具体规定的行政法规，是《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这份“有关规定”对警察使用武器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其中第九条对“经警告无效可以使用武器”的十五种情形作了一一列举。同时第十条对警察“不得使用武器”的情形，第十一条对警察“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武器”的情形分别作出了规定。上述种种，已超千字还难称完备或全面。若依马振川代表的建议，立法机关要面临的技术问题是：目前全文只有不到五千字的《警察法》，能否以上千字的篇幅来具体规定警察可以以及不可以开枪的标准？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注定会有不同的声音，这恰恰是这份立法建言的意义所在。没有清楚的权利/力界定，法治就会失去依据，失去规则，失去效率。尤其是对于动辄带来伤亡的“开枪权”，更要慎之又慎。将警察开枪的情形具体规定在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规中，不但能凸显出标准的重要性，更代表着多数民意对警察开枪权的授予和限制。期望透过人大代表的努力，能够推动这一建言正式进入修法程序。当法律规定不含糊，警察在开枪还是不开枪的选择上，才更有信心不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