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明勇

　　单独“两孩”政策已经逐步落地，何时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就成了更多人关注的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大学副校长赖明勇表示，将向全国人大提出建议，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放开“两孩”。

　　我国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

　　赖明勇说，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已是形势所趋。限制生育而导致的人口非均衡结构，会导致经济结构调整和驱动力的长期变化。

　　赖明勇认为，人口增长率过低将导致未来资本积累速度变慢，劳动力下降，产出下降，继而经济结构被迫向消费、第三产业、白发经济转型，长期则进入加速衰退时期。因此，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仅不能给我国带来好处，反而会导致国力衰退，甚至中华文明式微。

　　数据显示，我国生育率更替水平为2.2，即每个家庭平均需生育2.2个孩子才能让父母辈和孩子辈人数持平，避免人口的持续衰减。“而自1991年，我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和1.26，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不过，即使生育率处于1.5，那也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2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2%。”赖明勇告诉记者。

　　少子化推高孩子平均养育费用

　　“实际上，人们根据直觉往往高估生育率。”赖明勇举例说，山西翼城、山东长岛、甘肃酒泉、河北承德等地都试点过二孩政策，其生育率都远低于更替水平。

　　低生育率下的生育行为分析和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也都表明，少子化一旦成为常态，提高生育率将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少子化推高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让想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若家庭普遍养育两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就没有这么多顾虑。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赖明勇指出。

　　此外，高生育率惯性下，降低生育率马上就能缓解抚养压力；但在长期低生育率下，提高生育率短期内反而会因为增加被抚养人数而加重压力，其缓解效果要二三十年后才能体现，所以低生育率的惯性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

　　因此，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出生人数的反弹，而是在继完全放开的短暂反弹之后，生育率依然无法回升到可持续水平，导致出生人口随适龄女性数量锐减而雪崩式地下滑，并最终带来总人口规模的持续衰减。

　　生育政策从管理型转为服务型

　　赖明勇建议，全面放开两孩生育政策，让计划生育从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

　　“管理型计划生育”是把育龄夫妇看作是管理的对象，夫妇生孩子要经过审批，而“服务型计划生育”是把育龄夫妇作为服务的对象，为育龄夫妇提供生育健康服务。

　　他建议，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国家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转向“国家采取综合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