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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与立法建议
发布时间:2026-11-12 10:31:39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穆永强 张 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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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应以“大遗产观”为统领,以“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为基本原则,以“一本账、一张图”为抓手,建立健全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统一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以法律责任与公众参与提升法律实施效果。

今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贯彻落实文物保护法,推动修订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博物馆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强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法制保障。完善红色资源、传统村落、古籍保护相关制度。推动修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法治建设正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集成立法。把“大遗产观”“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统一监管”等已经形成的政策共识,转化为权利义务清晰、责任可追究、救济有保障的法律规则,是未来文化遗产保护法能否立得住、管得住、用得好的关键。

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文试对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关键制度设计进行探讨。

以“大遗产观”为统领,明确基本法定位

我国现行文化遗产规范体系呈“分域立法”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主要规范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另有《博物馆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配套。随着遗产类型不断扩展,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遗产、档案文献遗产、地名文化遗产等相继进入保护视野。这使得现有法律法规在保护遗产方面存在规范空白与规范交叉并存问题,有的遗产类型因缺乏上位法依据,保护措施只能依靠政策文件与地方法规,稳定性不足。《规划》以“大遗产观”为统领,推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并促进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协同保护,体现了跨类型、跨领域的整体保护思路。

因此,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宜定位为文化遗产领域的基本法,规定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管理体制与法律责任,且不替代文化遗产领域各单行法的具体规则。立法技术上有三点需要明确:其一,与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形成“一般法—特别法”关系,特别法已有规定的从特别法,特别法未规定的由文化遗产保护法补白;其二,在总则设置文化遗产的定义条款与类型清单,采取开放式列举,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新型遗产预留空间;其三,设置衔接条款,明确文化遗产保护法与国土空间规划、环境保护、档案、地名等相关领域法律的关系,避免重复立法与规范竞合。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同时,应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博物馆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修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修改,并在条款衔接上一体考虑。

将“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原则写入法律

《规划》将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确立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基本原则。三项原则分别明确保护与利用发生冲突时的处理次序、活化利用的行为边界以及保护措施的干预程度,并应贯穿资源调查、保护规划、修缮利用和监督管理全过程。

“保护第一”要求在城乡建设、资源开发和旅游利用中优先保护文化遗产本体、历史环境和传承条件。可能影响文化遗产的项目,应依法履行调查、评估和审批程序;出现损毁风险时,应及时采取停止施工、抢救保护等措施。

“合理利用”应以不损害文化遗产安全、文化价值、历史信息和正常传承为边界。立法应根据遗产类型和利用方式,分别规定允许、限制和禁止的行为类型,并对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利用活动设置评估、许可和持续监管程序。

“最小干预”要求保护措施与遗产类型、风险程度和保护目标相适应。对物质文化遗产,应尽量保留原有形制、材料、工艺和历史信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尊重传承主体和活态传承规律,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以“一本账、一张图”为抓手,建立资源调查与空间管控制度

《规划》提出建立全国文化遗产资源总目录、统筹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形象地说,就是用“一本账”加“一张图”,让保护对象“看得见、管得住、保得好”。这一治理思路应在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时固化为两项制度。

其一,资源调查与名录制度。文化遗产保护法应规定资源调查的组织方式、周期与标准,明确名录的编制、调整、公布程序与异议机制。同时,应明确全国文化遗产资源总目录和国家文化遗产资源大数据库的功能定位,规定数据归集、动态更新、部门共享、分级开放和安全管理规则,使其成为资源调查、保护规划和协同监管的重要基础。其二,完善空间管控与保护线制度。统筹划定文化遗产保护线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要将文化遗产保护从“事后查处”前移到“事前管控”。立法应明确保护线的划定主体、批准程序、公示要求与调整条件,规定保护线内的用途管制、建设许可与例外审批程序,实现与国土空间规划法律制度的无缝衔接。

此外,文化遗产保护法还应建立安全监测、风险评估与应急管理制度,对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风险设定监测预警与处置义务,形成“资源调查—法治保障—空间管控—安全监测—督察问责”相贯通的工作链条。

以“统”字破题,厘清统一监管与多元共治的权责体系

文化遗产类型多、涉及部门多,文物、文旅、住建、水利、农业农村、档案、工信等部门各管一摊,容易形成多头管理与责任交叉。《规划》在监管格局上突出一个“统”字,着力推动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为未来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指明了方向。

建议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时,要明确三个层面:一是明确中央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统筹协调地位与工作程序,将其协调事项、议事规则、决定效力法定化,使跨部门、跨区域、跨领域的重大保护举措有章可循;二是以清单方式厘清各部门职责边界,建立信息共享、联合认定、争议协调等协同程序,防止“有利争着管、无利都不管”;三是将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写入法律,明确督察主体、对象、程序与结果运用,并与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考核问责相衔接。对因决策失误、失职渎职造成文化遗产重大破坏的,应当依法追究责任。此外,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还应为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提供明确法律依据。

以法律责任与公众参与为保障,推动法律有效实施

《规划》要求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依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并对违法造成的文物严重破坏或者灭失的行为严肃追究责任。文化遗产保护法应明确规定违反文化遗产法的各类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文化遗产保护法应保障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与渠道,应加强社会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程序性保障,明确文化遗产领域重大决策的公示、专家论证、听证与公众异议程序,让专业判断与群众意见都能进入决策过程。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既是对《规划》部署的落实,更是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过程。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应以“大遗产观”为统领,以“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为基本原则,以“一本账、一张图”为抓手,建立健全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统一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以法律责任与公众参与提升法律实施效果。唯其如此,未来的文化遗产保护法才能有力保障中华文脉在法治轨道上赓续传承。

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课题“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4VWB011)子课题“我国文化遗产督察法治建设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编:李宏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