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隐语，说白了就是行话。从官场、科场，到市井各行，乃至于江湖，都有流行于圈子内的行话，大多不为外人所知晓，有时甚至带有黑话的性质，又当属于江湖切口。一个人若是凭借着自己所掌握的隐语或歇后语，专门用来欺骗他人，这在清代安徽当涂县的方言中也有专门的称呼，称为“打坎子”。
明清两代的江南，乡民言谈，时有“来三”之语。清人王有光撰写的《吴下谚联》已经有了明白易懂的解释。
据说明朝末年，有一个地方上的学台，在当时的正式官衔叫做提学副使或提学御史，是专门负责一省秀才的录取乃至考试的官员。此人生性贪婪，一上任就派人在外面招摇，声称要成为秀才，必须付白银三百两，显然就是公开叫卖科名。
当时有一个想买秀才的童生，入场考试时就被安排坐在“来字三号”，言外之意即“来三百两白银”。考试结束后，童生急忙如数付上银子，发榜时，得以荣中秀才。从此以后，凡是考中者，都用隐语称为“来三”;若是不中，则称“不来三”。
还有北京板爷所说的“一吨”、“一方”，其实属于数字隐语，也是渊源有自。蒐集各种史料记载，这种数字隐语，至迟在宋代就已初露端倪。
宋朝人以“千”为“撇”，以“万”为“方”，不乏其例。到了元末明初，这种采用数字隐语的方法，仍然盛行于官场。如明初出任苏州知府的张亨，就将得钱一万，称为“一方”，而将得钱一千，改称“一撇”。
至明朝正德年间，太监刘瑾擅政，贿赂公行。凡是官员向刘瑾行贿，说馈赠“一干”，即为“一千”，说“一方”，即指“一万”。此类以“万”为“方”的例子，从明代颇为博学的大学者焦竑的口中，同样可以得到部分的印证。
古代中国官场好比庙堂，庙堂语言原本以雅致为主。不过，当官场贪贿成风，且贪官又不愿轻易让外人知晓自己的秽行时，隐语随之在庙堂流行开来。这可以视之为庙堂语言的江湖化。
譬如在明朝官场，大多将官员因贪污而失去操守称为“放手松”。这个“松”字，繁体当作“鬆”，而非“松树”之“松”，有“鬆手”、“鬆开”之意。这个隐语的出典在《后汉书》，书中已有“残吏放手”之说，显指贪纵为非之人。
此外，当时还称钱财入手为“咬手”，其意是说官员贪慕钱财，犹如蛇狗之咬手，不肯放脱;又称负责过付、管理赃款之人为“统手”，意思是说这些人内外一体，好像猿猴的统臂。
明末崇祯年间，崇祯帝惩治贪赃甚严，于是官场行贿就不得不借助于隐语。如当时浙江仙居县知县过周谋，与掌管官吏考核选拔的吏部官员熊文举是同乡，曾派两位精干的仆人入京，谋求升迁。他在给熊文举的禀帖中，有下面一段话：“所送尊翁宅者，乃王者兴必有名世之数也。”这显然是隐语，意思是说我已将五百两银子送到你父亲的宅中。这则隐语的出典为《孟子》，书中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不过是将“五百”数字隐去而已。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清朝末年的官场。如吴趼人所著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一位官员为了求人办事，送上一千两银子的票子，再附上一信，信中云：“附呈千金，作为打点之费。尊处再当措谢。今午到关奉谒，乞少候。云泥两隐。”
上面所谓的“云泥两隐”，原意是说云在天上，泥在地下，两者的地位相差得很远。此处以云指收信之人，泥指写信人自己。两隐，指把收信人和写信人的姓名都隐去不写出来，只有两人各自心里明白。这是因为信的内容有关碍，恐怕一泄露出去，引起麻烦，所以就用这隐名的方法。
